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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院院士

     刘更另,男,1929 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,著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家。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,1959 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农学院研究生院,获博士学位。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先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、所长,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,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委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、第三届学科评审组成员,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名誉理事长。

    20 世纪60 年代首次解决了水稻“坐秋”问题,揭示了磷肥防治“坐秋”的机理;70 年代研究提出施用钾肥,实行氮磷钾养分平衡原理,提高了绿肥田稻谷产量;80 年代揭示了亚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,为改良“砷毒田”提供了理论与方法;90 年代解决了红壤地区旱坡地季节性干旱缺水问题。5 次获得国家级奖励,8 次获得省部级奖励。主编《中国农业科学》7 年,翻译世界名著《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》,并主编《中国有机肥料》等著作。发表学术论文160 多篇,曾多次参加国际土壤界学术会议。
 

    纵横阡陌,翻山越岭,满怀坚定信念和火热激情,用科学的力量改造一块块“鸭屎泥”,把恶土穷壤变成丰产良田。几十年如一日,与低产田土相伴,不断创新理论方法,用智慧的利剑破解一道道“疑难题”,为农业科学积累宝贵财富。

 

纵横阡陌为大地丰收
——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更另

    在文学家的笔下,大地总被喻为抚育人类的“母亲”,而刘更另却是一位致力于让大地母亲到处“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的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科学家。他一生纵横阡陌,驰骋山野,为我国山区开发、南方红壤和低产水稻田改良、耕作制度改革、山丘地区生态建设和农林牧业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。

走出桃花源投身科学

    刘更另,幼年原名刘赓麟,1929 年2 月生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湖南桃源县,但在军阀混战、经济凋敝的旧中国,农民之子要走出穷困的大山,只有靠父母省衣缩食。7 岁那年,刘更另踏上了求学之路,也从此走出了桃花源,终生投身于科学。15岁时,他与朱镕基在湘西山区国立第八中学高中部同窗两年,抗战后转入湖南省立14中学,并于1947 年毕业。当刘更另踌躇满志企求继续深造时,他的父母却没能挨过苦难的折磨,分别在1946 年和1949 年撒手人寰。但刘更另还是靠艰苦努力,于1948 年8 月考上了国立武汉大学,并获得奖学金。他靠着勤工俭学,苦苦支撑了伙食、医药、书籍等费用。在那段时间,刘更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,参加了进步“读书会”,这为他带来了勇气与希望,也使他看到了光明与未来。1948 年12 月,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,1949 年3 月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积极参加了反饥饿、争温饱的学生运动以及武汉大学的“保校保产”运动,直到武汉解放。
    1952 年,刘更另从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,三年之后,他被派往前苏联留学,并于1959 年在莫斯科农学院研究生毕业,获得博士学位。之后,他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,开始了一辈子与“土坷垃”打交道的历程。

让“鸭屎泥”变高产良田

    广大的农村和山区,是刘更另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。他曾先后在湖南祁阳官山坪实验研究28 年,在湖南桃源8 年,湖南冷水滩7 年,河北迁西20 年。在实验站,最长一年工作342 天。为了研究山区的农业问题,他先后考察了武陵山、五岭山、雪峰山、罗霄山、乌蒙山、峨眉山、太行山、燕山、沂蒙山、长白山、天山、阿尔泰山、昆仑山等。
    为了研究燕山地区的水资源情况,刘更另从研究迁西县的水库开始,实地考察了迁西26 座大中小型水库和上百个水池、水塘、灌溉渠道、河坝等,广泛收集资料。他认为,大范围调查、多点实验、长期定位研究是从事农业研究的特色,只有建立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、把生物学和地学结合起来、把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起来的科学思维,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客观世界、更准确地了解许多农业技术问题的实质。
    湖南省祁阳县官山坪地处典型的南方红壤地带,土壤非常贫瘠。这里有一种鸭屎泥田,特别怕冬干,冬干以后来年插下秧苗老不转青,不发根、也不分蘖,一直坐到秋天才生长,群众把这种现象叫“坐秋”。其单产很低,一般只有100~150 公斤,群众说:“一年干冬,三年落空”,“挑粪下田,不如泡冬过年”。这种田南方各省都有,总面积约有270 万公顷。1945 年湖南曾遭大旱,第二年禾苗普遍“坐秋”,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。
    1962 年3 月,刘更另来到偏僻而贫穷的祁阳官山坪,投入到改良鸭屎泥田的科研中。在肯定施用磷肥防治水稻“坐秋”办法的同时,他进一步研究土壤中磷素活动变化的规律,了解土壤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,抓住磷素活化、泥团融化、生土熟化等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。经过大量的调查和实践观测发现:同一地形位置,鸭屎泥“坐秋”,黄夹泥不“坐秋”;同是鸭屎泥,冬干的“坐秋”,冬泡的不“坐秋”;同是冬干的鸭屎泥,插早稻“坐秋”,插一季晚稻不“坐秋”;同是插一季晚稻,气温泥温低时插的“坐秋”,气温泥温高时插的不“坐秋”;同是冬泡的鸭屎泥,带冷浸的“坐秋”重,不带冷浸的“坐秋”轻。这些现象表明:土壤中磷素的变化与土壤水分和泡水时间有密切的关系。土壤干燥过程中,随着泥浆向泥团转化,有效磷素被固结,蓄水泡冬可以增加有效磷30%~50%,多犁多耙也可缩短浸泡时间,加速磷素活化。施猪粪、压山青,能防止磷肥固结,活化土壤磷素,猪粪和难溶的磷矿粉共沤,可以提高有效磷一倍左右。通过这些实验,他总结出一些规律,即土壤中存在磷素有效化和无效化过程,即固结与反固结过程。泡水、提高泥温、施猪粪、压山青、多犁多耙,可以促进无效磷素向有效磷素转化,是反固结过程;土壤干燥、降低泥温、减少有机物,使有效磷素向无效态转化,为固结过程。
    通过化验分析发现:冬干的鸭屎泥田磷素奇缺,速效磷含量只有5~10 毫克/ 公斤,相当于冬泡的1/4~1/5,用7.5 公斤过磷酸钙沾秧根,每亩可增产稻谷52.5 公斤;用15公斤磷肥做面肥,可增产稻谷83 公斤。用什么办法能使土壤磷素活化,泥团融化呢?实验结果证明,绿肥不仅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,而且对融化泥团和活化土壤中的磷素有特别良好的效果。经过一系列研究,刘更另总结出“冬干坐秋,坐秋施磷,磷肥治标,绿肥治本,以磷增氮,加速土壤熟化”的规律性措施。使用磷肥和种好绿肥,不仅是防治和改良冬干“坐秋”鸭屎泥的有效措施,同时也是改良黄夹泥、白夹泥等低产田的有效措施。官山坪大队运用这些措施,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,1964 年祁阳县推广1.13 万公顷,增产30%~50%,湖南省也大力推广,据湘南湘中6 个专区不完全统计,推广面积达20 万公顷,约增产稻谷1.8 亿公斤。

破解“疑难题”创新理论

    磷肥、绿肥,为双季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,于是,双季稻绿肥制度也随之出现了。它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光热资源,有效地提高复种指数和土壤肥力,使稻谷亩产大面积提高100~150 公斤。
然而,在推广新种植制度过程中,刘更另却发现了3 个新问题:第一个问题是:早稻产量比较高,一般亩产250~300 公斤;晚稻产量低,一般每亩产100~150 公斤。从光热条件分析,晚稻生育期间有比早稻更优越的光热空气条件,造成低产,归根到底还是土壤、肥料、品种和栽培技术上的原因。刘更另1974 年7 月向祁阳县委、1976 年向衡阳地委写了“力争晚稻超早稻”的建议,并提出早插、早管、早追肥的关键措施。衡阳地委接受了这一建议,到1980 年,23.4 万公顷晚稻连续几年大增产,平均每年增产18.6%,晚稻总产由4.9 亿公斤上升到10.8 亿公斤。1983 年湖南全省实现了“晚稻超早稻”的目标。
    土壤养分不平衡、不协调是刘更另发现的第二个问题。紫云英能固定空气中的氮素,活化土壤中的磷素,改善土壤结构,绿肥田比冬水田耕性好,肥力高,种好紫云英,双季稻一般能稳产在500 公斤左右。但从植物营养角度来看,由于紫云英养分不平衡,氮多而磷钾少;每亩3 000 公斤的紫云英含有600 公斤稻谷所需的氮素,却往往每亩只能收300 多公斤稻谷。同时,紫云英供应养分不协调。5 月上旬水稻分蘖需要大量养分,可是当时泥温低,紫云英分解慢,满足不了水稻分蘖猛长的要求,此时紫云英田的禾苗还不如冬水田来得快。但到了5 月底6 月初水稻幼穗形成和颖花分化期,由于气温高,紫云英分解快,供氮很多,禾苗猛长,无效分蘖大量发生,植株荫蔽,禾苗退不下色,后期则落黄不好,病虫害严重,瘪谷空壳多,造成所谓“喜死人的苗,气死人的谷”。经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:在双季稻绿肥制度下,一定要补施钾肥,1975年刘更另给有关部门写了《发展钾肥生产、搞好氮磷钾平衡》的建议,为双季稻绿肥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。
    刘更另发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“水稻僵苗”。1980 年衡阳地区早稻“僵苗”达1.33 万公顷,轻微的一般减产25~30 公斤稻谷,严重的颗粒无收。有人说是病毒引起的“矮缩苗”,也有人说是土壤潜育化引起的还原性物质毒害,还有人说是缺钾引起的“赤枯病”。针对这个问题,刘更另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和一系列分析化验与田间模拟实验,得出水稻“僵苗”是由于土壤有效锌供应不足引起的结论,并阐明在碱性条件下,“磷锌矛盾”,即土壤中磷酸根越多,绿肥生长越好,腐解还原势越强,有效锌沉淀越多,致使水稻严重缺锌而“僵苗”。而每亩施用硫酸锌1~1.5 公斤,就可以解决“僵苗”的问题,每亩增产稻谷23.3 公斤。1981—1982 年衡阳、零陵、邵阳推广面积5.06 万公顷,增产稻谷1 335 万公斤。
    1975 年6 月,刘更另到湖南常宁县考察抗旱情况,发现有一片稻田土壤开裂,水从旁边沟里流过,群众就是不浇水,禾苗旱成凋萎状。刘更另想这“举手之劳”的事,为什么农民不干呢?一打听,才知道这种田就是不能浇水,让它这样干着,每亩还可以收80~100 公斤稻谷,如果一浇水,马上死苗、颗粒无收。老农还引出一系列有趣的故事:“有一年大旱,路旁的禾苗都干枯了,群众晚上集会,打着灯笼火把,有人不小心,把火把丢在田里,烧着了半亩田的禾苗,没过几天被烧的禾苗反而发出新苗,抽穗结谷,每亩收稻谷两百斤,没有烧的颗粒无收。这种土就有这个怪脾气。”有一个村干部说:“1958 年我们这里修水库,各地的民工在这里住,积攒了许多人粪尿。有人心想,有这么多人粪尿,还怕不高产?不料插秧以后,禾苗不仅不长,反而死苗,粪尿施到哪里死到哪里。”有一个老农说:“这里过去没有种水稻的习惯,大量种的是棉花、柑橘、生姜、花生等旱作物,解放后,‘以粮为纲’,我们这里来了一个‘旱改水’,这样才种水稻。”听了这些,刘更另想这可能是土壤的问题,经过土壤化验分析和模拟实验,这种土壤含砷和镁都在500 毫克/ 公斤以上,是砷的毒害。
    为了解砷化物与植物的关系,刘更另与研究生一起研究了13 种植物与砷化物的关系。为了探索砷与磷、硫、硒各元素之间的关系,他们研究了砷与过氧化氢酶、超氧化物歧化酶、谷胱甘肽过氧化酶,分析了几十种防治心血管病的中成药,发现其中很多都含有剧毒的砷化物,最高的超过国际许可标准500 多倍。
这一研究本已超出了刘更另原来专业的范畴,但正是对这些矛盾现象的穷追不舍,使他获得了意外的结果。国际土壤学会第13 届代表大会上对此作了报道,引起同行极大的兴趣,挪威科学院院长洛格教授对这些工作作了很高评价,而国内也已将其收入大学教科书。

长期实验探科学规律

    刘更另是强调和坚持基础研究工作的积极倡导者与践行者,他在湖南祁阳红壤改良实验站工作的28 年中,前前后后布置了许多长期实验,截至2008 年,30 年以上的有6 个,25 年以上的有9 个,这些实验对当地植被演替、生态重建、林业草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资料,从中总结出许多规律性的认识。
    1975 年开始的“阴离子长期实验”,迄今已30 余年,一共种了100 多茬作物,该实验证明:在南方红壤性水稻土中,长期施用含氯离子和含硫酸根离子的化肥,其离子在土壤中积累不多,也未发现其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问题,但氯离子和含硫酸根离子对土壤、对早稻、对晚稻和对籽粒、对营养体的作用却有不同。而“三种红壤熟化因子实验”、“水稻高产综合因子实验”、“水稻种植制度长期比较实验”亦有30 余年,刘更另利用这些实验的材料培养了8 名硕士和4 名博士。
    从1986 年起,在刘更另的倡导和主持下,全国建立了9 个土壤肥力和肥料效应长期监测实验基地,包括东北黑土(吉林公主岭)、西北黄土(陕西杨凌)、新疆荒漠土(新疆乌鲁木齐)、华北褐土(北京昌平)、中原潮土(河南郑州)、四川紫色土(重庆北碚)、南方红壤(湖南祁阳)、华南赤红壤(广东广州)、高肥力水稻土(浙江杭州)。现在,有许多实验获得了很好的结果。
    这些实验的独特之处在于:它不是在一种土壤上的定位实验,而是在不同土壤气候带上的多因素系统实验;它不仅观测土壤肥力的演变和肥料效应的变化,而且还探索耕作、栽培与作物生长发育的复杂关系。刘更另认为:坚持这些长期实验,对我国农业生产、农业科学和土壤肥料科学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    自1982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,刘更另先后为国家培养了2 名博士后、16 名博士、11 名硕士。他们或成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主要领导或科研骨干,或是实验站站长,有的已成为研究所所长,有的已成为博士生或硕士生导师,独立主持国家重要研究课题。而抓生产问题,做基础工作,用先进手段,攻薄弱环节,得综合成果,出专门人才,正是刘更另几十年农业科研成功经验的切身感悟。
   “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”是陶渊明对隐士生活的无奈希冀,而让祖国大地到处都是“良田美地桑竹之属”却是刘更另一辈子为之奋斗的征程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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